ile de paix

新年轉眼即到，轉眼即逝，不知不覺我們已經走入2013年的大門。值得慶幸的是，我們的生活沒有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樣走到末日，美好的生活依然繼續。 新年到了，人們除了要準備節日的氣氛之外，許多人也會在新的一年開始的時候定出一份“新年計划”（New Year's resolution）。所謂的“新年計划”無非就是希望自己在新的一年中可以更多地改良自己，提高自己的生活和幸福質素。計划的內容從戒酒，戒煙，到學習，讀書，甚至關於日常的花費和出外餐飲的習慣等等，可謂是包羅萬象，花樣繁多。在這麼多的“宏偉”計划當中，哪些是比較真實的計划，哪些則只是虛有其表，誇誇其談呢？記得每次新年之後，電視臺總會做出一個簡單的調查，看看人們在幾個月之後，還有多少可以繼續保持自己的“宏圖大志”。結果可想而知，通常在不到一個月的事件之內，已經有過半的人放棄了曾經讓自己興奮，激動的“新年計划”了。三個月之後？已經是寥寥無幾。 其實，如果單純地拿出兩份“計划”來看，很難區分哪一個才是真正的“計划”，哪一個才是“吹水”。究竟是減肥的計划來得實際呢？還是戒煙的計划更加真實呢？單憑兩張白紙，我們是無法定論的。如果非要判斷那個計划才是真正的新年計划的話，我們可以説“哪個計划得到施行，哪個計划才是真實的”。換句話説，只有那個後來得以付諸實踐的計划才是所謂的真實的新年計划。一份計划書，無論說得如何具體，如何嚴謹，如果後來沒有付諸實踐，堅持施行的話，也只不過是一張白紙，毫無所用。 說到這裏，不僅讓我想起學習古代哲學的時候看到的一幅畫。畫中央有兩位偉大的哲學家：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正在辯論真理。不過，兩位在辯論的時候，一個人指天，一個人指地。看到這樣的姿態，就算是一個不熟悉哲學的人也可以領悟到他們兩人的分歧所在：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當然了，這個姿態只是簡單地刻畫出兩個人探求真理的方法和立論的不同，實際思想上的區別要複雜的多。可是，單單欣賞這幅畫，我們可以問：究竟誰的方法正確呢？指天的那個，還是指地的那位呢？ 我想這個問題的答案和新年計划的問題是一樣的。許多哲學和人生的問題，單單在講檯上，或者教室的辯論中，是沒有所謂的對錯之分的，因為任何的結果都是可能的。這就好像實驗室同時生產出幾種抗癌的藥物一樣。雖然實驗的結果都很理想，但是，之後在臨床試驗之後才可以判斷出來這些藥物之間的優劣。 到此，我們不僅會回到本主日的

聖家主日，作為聖誕節後的第一個主日，有著一種特別的含義。耶穌的家庭乃是耶穌救恩來到世界的第一個處所，也是耶穌基督長大成人，開始他的救贖工程的準備之所。教會歷時歷代都在強調家庭的重要性，就是因為家庭不僅僅是個人成長，建構幸福之所，更加是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穩定繁榮的基礎。每一個小家庭的好壞，都會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到整個社會環境的優劣。 家庭的問題如此重要，因此，人們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也是津津樂道。記得小的時候，學校因為政治宣傳性，不停地給我們灌輸“三過家門而不入”的故事。亦或者“為了大家（國家），犧牲小家”的思想。到了修院的時候，老神父更加要求我們要“捨家，棄家”，因為我們已經“出家”了。這些東西聽得多了，似乎也就相信了，畢竟年輕人對於許多觀念都沒有太多的分辨能力。當然了，相信這樣的宣傳教育帶給我們的並非是那種“超凡脫俗”，或者“不食人間煙火”的清高神聖，更多的倒是人際關係上的障礙，人情事理的混淆，甚或對人的冷漠無情。不過，對於出家人的“不通情理”，人們通常也是給予適當的包容和理解，畢竟，這些人似乎都是一些“無家可歸”之人。 這種宣傳的偏頗之處，我們權且不予理會。更重要的是，我們應該看到聖經中所描述的“聖家”是怎樣的，由此，我們就可以引伸出基督徒家庭的基本構架。 本主日的福音中所記載的一段關於聖家的事跡似乎具有很強的戲劇性。聖家乃是一個典型的熱心家庭。對於教會的規誡，他們都恪守不二。所以，孩童耶穌到了“獻聖殿”的年齡之後，若瑟和瑪利亞就帶他去京城完成禮節。可是，回來的時候，孩童耶穌并沒有和父母一起回家，不辭而別，去了別的地方。聖經雖然沒有説為什麼耶穌不事先告訴他的父母，但是，我們也可以理解，這種做法為耶穌當時的年齡是再貼切不過的了。許多孩子似乎都會這樣做的。 當若瑟和瑪利亞發現不見了耶穌的時候，他們自然十分焦急。於是就一刻不停地去尋找他。最終還是在會堂中尋獲耶穌。接下來的對話就更加讓人費解了。聖母的問話與所有母親無異：“你為什麼這樣對待我們？我們都一直痛苦地找你”。不過，耶穌的回答似乎不像一個孩童的回答：“你們為什麼找我？難道不知道我應該在我父家裡嗎！”意思就是説：你們不應該如此焦急，你們應該知道去哪裡找我，因為我應該在我父，也就是教堂，那裏。 到這裡，我在想，如果若瑟和瑪利亞是中國人的話，他們肯定是不會放過耶穌的。按常理來看，小耶穌不僅僅沒有道歉，反而倒是給

最近這些時日，人們都在聊著“世界末日”的話題。一個所謂的“瑪雅日曆”竟然讓許多人相信這個月的二十一日就是世界的末日。在中國猖獗多年的“東方閃電”教更加是鼓譟這種謠言，甚至荒謬地向人兜售“諾亞方舟”的船票。荒誕之至，令人瞠舌。最讓人不能夠相信的是，在如今這個所謂的“科學的時代”里，竟然還會出現這樣荒誕無稽的笑話。對於昨天是否“末日”的問題，電臺曾經做過一個簡單的調查，原來相信此說的人大有人在。其中，似乎中國人相信的比例更為突出。 這些人之所以相信“世界末日”的說法，就是因為人們看到了許多“記號”，和“徵兆”。戰爭，地震，饑荒，等等，這些在聖經中也都有提及的所謂的世界末日的徵兆，現在卻被用在了瑪雅文化的最後一頁上。雖然也有學者出來澂清人們對於瑪雅文化的誤解和訛傳，但是，許多人還是寧可相信這種末世預言的真實性。 當然了，如此“預言”一旦不能被事實證明的時候，也就不攻自破，即刻被人視為笑談。權且不去理會人們寧可誤信這種訛傳的原因，我們在這個事件里也可以看出許多人對於“救恩”的一種根本性的誤會。就是這種誤會使得許多知識不多的宗教狂熱份子，進而退變成為邪教狂徒。 其實，自有人類文明肇始的那一天開始，我們就一直在探尋一種自我升華，成聖得救的道路。許多智人賢士也都曾經試圖尋得此道，但是，最終的結果都是在“未知”當中淡化消逝。於是，普通大眾才開始仰賴於一種更為簡易的方法去探知未來，明白自身命運的吉凶。西方的水晶球和星象術，中國的陰陽八卦，風水相面，無不是人們探索自身命運的一種嘗試。 對於自身命運的關注和探索之所以存在於所有的古老文化中，就是因為這是一種基於人性的追求。人類，需要被救贖，需要走向一種更好的生命，走向永恆。 對於救恩問題的探索，天主教有著一種獨特的途徑和方法。這個途徑完全體現在降生成人的聖言身上。聖言就是歷史中的耶穌。耶穌的降生則又追訴到聖母的生命中。聖母在天使宣報之後，她立刻相信了天主的計划，並且知道自己在這個偉大的救恩計划，拯救全人類的計划中，也佔有一個特別的地位。可是，有一點我們應該注意到，那就是：天主雖然啓示給聖母救恩計划將要從她腹中的孩子開始，但是，天主卻沒有具體地告訴聖母：這個計划如何開始，如何進行，將來又如何完成。這就如同我們第一次去一個新的城市旅行一樣，在GPS上面我麼可以找到走向目的地的地圖。但是，如何到達那個城市，如何在那裏度過，住哪一家酒店

昨天為美國而言是一個灰暗的日子。二十個活潑可愛的孩童就這樣被殘暴地剝奪了生命。殺人犯雖然只有二十歲，可是他所犯下的罪行已經震驚了全世界。所有聽到這個噩耗的人都在詢問着同一個問題：為什麼？為什麼是這些孩子？是因為精神病？還是因為家庭問題？心理創傷？還是因為槍械管制的問題呢？......到今天為止，沒有人能夠給予一個清晰的答案。也許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 這個問題雖然懸而未決，但是，有件事實是明確的：這二十個孩子不幸成為了某人罪過的犧牲品，而且是無謂的犧牲品。無辜的孩子作為某人罪行的代價，未免太過殘忍了！ 面對一種罪行，人們通常都有兩種選擇：預防和補救。在這個悲劇中，補救是不可能的，因為孩子們已經死了。如今人們所能作的，也不過是聚在一起悼念這些無辜的生命，或者安慰他們的家人而已。 既然補救的可能已經為時已晚，那麽，如何預防同樣的悲劇再次發生呢？ 對此，美國政府沒有具體的方案。是從法律方面入手，加強槍械管制呢？還是從道德倫理方面入手，提到人們的精神素質呢？對此，人們則各持己見，毫無定論可言。 其實，說到“罪過”，無論是刑事上的罪過，還是精神道德層面的罪過，它們的性質都是一樣的。在我們教會的信仰生活中，“罪過”的問題也是人們踐行信仰，追隨基督的過程當中不可忽略的問題。罪過的問題之所以如此重要，就是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犯罪的經驗。正如聖經上所說：“每一個人都是罪人”。每一個人的生命成長中都會有這個或者那個的“毛病”和“惡習”阻撓着我們去追求嚮往的幸福和聖善。比如：嗜酒，好賭，好色，慣偷等。這些毛病，無論是哪一種，一旦上癮，成了癮君子的話，改起來則比登天還難。 我曾經和一個社會義工聊過青年戒毒的問題。當我們談到什麽地方為青年戒毒最有效的時候，他告訴我：“肯定不是戒毒所”。在他的經驗中，從戒毒所出來的青年，十有八九還是要被送回來的。 和他聊過之後，這個問題一直困惑着我。“如果有個戒毒過程中的青年來找我，我又應該如何幫他呢？”難道告訴他：“去吧！多去教堂!"就可以了嗎？ 問題似乎沒有這麽幼稺，這麽簡單。 上個月的時候，電視上有一篇特別的新聞報道吸引了我。一個在西島的街頭黑幫的頭目接受了記者的採訪，因為他已經悔過自新，重新做人，開始了新的生活。原來在他第五次從監獄出來之後，接觸到了一個基督教會。那個時候他才開始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原本不應該如此。可是，

如今我們的社會處於一個信息的時代，一個網絡的時代。在這樣的一種時代里，人們彼此之間的距離變得越來越近；彼此之間的隱私也變得越來越公開。信息時代的人們不僅可以及時地更新自己對於這個世界的知識，而且，更可以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夜暴富，一夜成名。靠著網絡成名的人如今數不勝數：一首動人的歌曲，一段滑稽的舞蹈，甚至是一條聳人聽聞的對話，都可以讓一個默默無名的人成為全世界的焦點。對於這樣的成名，有些人覺得不太公平。不過，也有些人覺得十分慶幸，因為，今天這個時代的“成功”，或者“成名”已經不再需要那種“頭懸樑，錐刺股”般的努力了。看一看財富排行榜的那些所謂的“天才”，幾乎有多半都是靠著網絡和信息的創造而成就的。而且，這些億萬富豪的年齡也越來越趨年輕。那些沒有讀完大學的，甚或沒有讀過大學的，在發明了一套軟件，或者革新了一項信息技術之後，就遠遠地超越了那些整日埋頭苦幹，老老實實地付出的高級教授了。不公平嗎? 不儘然。這樣的結果才是這個社會認同的結果。 我們的社會之所以給予認可，就是因為如今的社會乃是以“成敗論英雄”的社會。消費主義和網絡時代結合在一起，就是給予人們一種“即時”的觀念。即時的觀念讓人們越來越缺少耐心，從而對於過程的耐心，也就變成了對於結果的期盼。一個人成名了，他的出處也就無所謂了；一個人暴富，他賺錢的手段也就不置可否了。換句話説，只要結果好了，過程也就無所謂了。 如此一種思潮的確不利於宗教和道德的成長。所以，在一個國家經濟狂飆的同時，人們對於生活，人性，道德和倫理的觀念也在急劇地退化。退化的背後，其實隱藏着一種危險的邏輯：“只要富有了，一切都會好起來的”。富有，固然是一種為人所公認的降福；但是，為了富有而不擇手段的過程，才是使得這種“富有”墮落的主要因素。 當然了，這樣的觀察並非是以偏概全，也並非是要憤世嫉俗地抨擊社會文明的進步和發展。社會的整體進步，在個人的範圍內也就意味着自身的轉變。生活在一個團體中，人們都是彼此影響，相輔相成的，願意也好，反對也好，轉變的進程是不會停止的。但是，一個有信仰的人之所以能夠在這些轉變中凸顯出自己基督徒的身份，就是因為他可以在這些看似不得以的轉變中找到自己的選擇，而不是隨波逐流，成為一個時代發展的單純的試驗品和犧牲品。 比如今天的福音中，當若翰出現的時候，他被成為“曠野中的呼聲”。這種呼聲之所以有空靈震撼，乃是因為若翰的生命為耶穌的到